误区一：商会门槛很低，可以轻易注册，什么人都可以参加。国家虽然鼓励成立商会组织，但商会注册是有一定门槛的，不是谁想注册就注册。能轻易在境外（国家或地区）注册的，并在国内活动的属于“离岸社团”、“山寨社团”，自己命名的商会协会联盟等机构，属于“非法组织”，是国家严厉打击的对象。个别省市出现重复、雷同商会组织的，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或工商联出于“社团竞争”的考虑，故意设置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商会，造成了商会抢会员的现象。但绝大多数商会都是在政府监管下成立的，企业加入必须有基本的条件和遵循一定的流程。
 

误区二：商会里全是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有人说：在商言商，商人无利不起早，商会是有钱人的俱乐部。商会只是称号，商会里不全是商人，还有社会企业家、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公益慈善者、商会顾问等热心商会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商会的企业会员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商会的责任和使命是引导会员规范自律，诚信经营，互助互利互惠。也就是说，商会不全姓“商”，还有诗和远方。

误区三：商会内职务都是用钱来买的，谁都不服谁，人多话杂难成事。商会生存靠会费，谁出的会费越多，则对应商会“明码标价”的职务。这让社会上的人理解成商会是“贩卖职务的机构”。其实，不是你有钱，就可以获得任何职务。诸如：会长、执行会长、常务副会长、监事长、秘书长、执行秘书长等关键职务和核心成员，都有一套标准流程，需要民主推荐、组织考察、会内选举、集体招聘等等。至于数量比较多的副会长、理事等职务，也会根据参会时间、履行义务而自我更新和淘汰。商会内服众的核心管理层、合理的内部架构、遵循民主决策的制度设计，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谁都不服谁，人多话杂难成事”的现象。

误区四：商会没有地位和话语权，知名企业和商界领袖极少。商会存在着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但应该看到有不少的商会也随着经济贡献、社会影响和会员质量而“有为有位”，不少商会会员在各级人大、政协、工商联、青联、民主党派中等兼任职务，会员企业自身发展也与商会知名度，相得益彰。同样，“声名鹊起”的商会也吸引了一些知名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新阶层人士参与商会建设。例如，阿里巴巴集团马云当选首届浙商总会会长；新希望集团刘永好当选首届四川省川商总会会长；在北京省级异地商会群体中，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银泰集团董事长沈国军、搜狐CEO张朝阳、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朋、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奇虎360董事长周鸿祎、眉州东坡董事长王刚、东方雨虹董事长李卫国、东盛集团董事长郭家学等分别担任过或正在担任着商会的会长、副会长。

误区五：商会是个自我封闭的小圈子，外人进不来。在商会数量极少，具有地域或行业垄断的情况下，商会容易产生一家发声，“选择性、排他性”发展会员，形成“私人俱乐部、特定朋友圈”。随着，商会数量、层级、功能不断增多，企业选择“社团”越来越丰富，商会与商会间，商会与行业协会间，商会与其它社团组织间“竞争”加剧，在这种形势下，谁再自我封闭，搞独立王国，则会人气冷落，恶性循环，失去活力，面临着淘汰出局的可能。

误区六：商会的最大受益者是会长，其他人都是“陪太子读书”。一个商会的会长未必是商会的最大受益，但一定是商会的最大付出者，这里的付出是指：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多数情况下，付出和受益不成正比。会长更多的利益来自精神层面，主要是社会地位、荣誉、名声和影响力。会长没有终身制。会长即使再优秀，再伟大，再努力，也不是无可替代的，也需要新陈代谢，也需要民主治理，也需要会员参与，这就是制度设计。国内社团规定，会长实行的任期制，一届一般不超过五年，特殊情况下实现连任的，是有限度的连任制，不能超过两届。当然，会长不尽职或出现问题，理事会全体成员依据章程，随时也可能罢免会长。

误区七：商会只会锦上添花，不做雪中送炭。人们往往从新闻报道上，以为商会做的多是表面文章，只会锦上添花。其实一个成熟的商会，主要靠为会员“雪中送炭”式服务，才能走的更远更长久。商会不仅为会员企业解决“金融、法律、健康、教育”等普通性和共性的问题，同时还要帮助会员企业家解决“急事、难事、麻烦事”差异性、个性化问题。诸如：住房、看病、入托、上学、就业、婚介、户籍、救急等等。

误区八：商会是资本和权力共谋的平台，滋生腐败的温床。弱势的商会，被人称为无地位和话语权；有资源和实力的商会，又会被扣上官商勾结的大帽子。而现实中，一是具有“二政府”性质或“垄断性特权”的商会，均进行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二是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实现了由政府一元化管理向社会多元化管理的转变，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场改革。商会参与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三是商会作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践行者，还是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试金石”、民营企业发展“晴雨表”。